对于《标准》难出台的原因，孙分析说：“最大的困难来自人们的观念。目前只有一部分观念超前的人能接受脑死亡，大部分民众还是认为应以呼吸心跳结束作为死亡判定标准。”

而真正的实践障碍，在于“脑死亡判定标准执行难、管理难”。

孙东东认为：“从技术角度讲，认定脑死亡并不困难，比如全脑和脑干功能不可逆的丧失，这个很容易认定，做一个脑电图就可以查出来。但是技术标准如何执行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，人们会担心这些技术标准会不会被滥用？现在的关键是技术标准执行过程中的保障问题。”

他指出，人们对脑死亡的两个错误认识，增加了普通民众对脑死亡判定的恐惧和担忧。第一，误认为制定脑死亡标准是为了方便器官移植，“我们在起草《标准》时，器官移植和脑死亡一直是分开的，两个条例不能合在一起，起草的人也不同”。

第二个错误认识，是以为实行脑死亡判定标准，就不实行呼吸、心跳停止的死亡判定标准了。其实，两个标准不会互相取代，患者家属可选择脑死亡判定，也可选择常规的呼吸、心跳死亡判定，决定权在患者家属手里，不在医生手里。

孙东东表示，《脑死亡判定标准》肯定要颁布，但不是现在，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关于脑死亡的立法尤应谨慎。